欧阳哲生:胡适与司徒雷登——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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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 文章来源:《史学月刊》2014年1期 

   摘要:胡适与司徒雷登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两位重量级的历史人物。胡适所记日记为这种 人找寻他与司徒雷登、燕京大学交往提供了诸多线索,司徒雷登回忆录等材料则可显现他对胡适、北京大学的看法。胡适与司徒雷登之间的对话,为防止世俗与宗教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样板,是这种 人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史值得解析的典型案例。

   关键词:胡适/司徒雷登/跨文化/中美文化交流

   司徒雷登(John Leighton Stuart,1876~1962)这位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,一生在华生活、工作达50年之久,以创办燕京大学和担任美国驻华大使(1946~1952)著称于世,其所创办的燕京大学规模之大、影响之深远,在中国教会大学史上恐怕无出其右。胡适(1891~1962)一生曾九度赴美国,在美留学、访问、工作达25年,其时长所处他成年一半的时间,他是美国文化、美国思想在华的宣传者和大力推广者,故我称胡适为“近世传播美国文化第一人”;一块儿他又是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代言人,是中国利益的辩护者。司徒雷登与胡适就有 1962年告别人世,这种 人的辞世敲定了四个 时代的现在结速了——中美早期文化交流史落下帷幕。毫无问题,这种 四个 人物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量级人物,司徒雷登是美方最重要的人物,在美国与中国所处关系的前二百年,这种 人由于想起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,如最早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(Elijah Coleman Bridgman,1501~1861),最早在中国行医的传教士伯驾(Peter Parker,1504~1888),编撰《笔算数学》、《代数备旨》、《官话课本》的狄考文(Calvin Wilson Mateer,1836~1908),在同文馆、京师大学堂担任过总教习的丁韪良(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,1827~1916),但这种 人的历史作用似不到与司徒雷登相提并论。司徒雷登留下了一笔历史遗产,以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而论,他的功业就非这种 入华的美国人所能比肩,哈佛燕京学社至今仍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。胡适宣传的买车人主义、实验主义、自由主义和他毕生追求的民主政治,传授的是他的“美国经验”,在他生活的年代,曾引起强烈的震撼,并被国人所争议和批判,胡适的名字否则蒙上了阴影。将司徒雷登与胡适两人并联在一块儿的是司徒雷登的回忆录《在华五十年》(Fifty Years in China——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,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),胡适为之撰写了长篇介绍(Introduction)。最近十多年,司徒雷登重新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,学者们现在结速了了启动对他的研究①。这里我将司徒雷登与胡适联系起来讨论,人太好以后讨论中美文化交流史。通过对这种 四个 人物的历史考察和文化比较,这种 人能也能达到四个 目的:微观是了解两位跨文化人物的交往过程及其历史命运;中观是通过叙述司徒雷登与胡适的关系,进而展现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历史关系;宏观是从司徒雷登与胡适的交谊,看当时中美文化交流史和化美关系。显然,这就有 四个 一般的问题,它是能也能“以小见大”、关涉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。

   一 胡适与司徒雷登、燕京大学的来往

   胡适与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相交甚早,且长久保持联系,胡适买车人的日记为这种 人了解这种 过程提供了诸多线索。

   早在1920年3月16日,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以“不朽”为题做过一次演讲②。1921年4月28日,胡适再次应邀在燕京大学发表以“诗经的研究”为题的演讲。关于这种 天的行程,胡适当天日记写道:

   晨十时,到燕京大学演讲《诗经的研究》。博晨光先生(L.C.Porter)屡邀往演讲,今天始能去。演讲略如昨日记的大意,但结论有云:古来研究《诗经》的人,或能下死工夫(如陈奂、胡承珙等),或能有活见解(如方玉润等)。可惜无人能兼有死工夫与活见解两事。朱熹颇近于此,可惜他不曾生晚七百年!这种 人将来还要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韵、训诂、文法,否则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。——这种 意思似颇警切。

   到刘廷芳家吃饭。刘君治宗教学,家藏宗教史的书甚多。

   饭后访朱我农夫妇,谈及□□的事,为之长叹。

   下午回家后,看“Henry Adam’s The 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”③。

   此处有几点值得解读:一是这里所提《诗经的研究》一文,刚好在过后(即4月27日)日记富含所记载:“晚间为思永们的读书会讲演《诗经的研究》,约四个 时。这种 会是永侄与章铁民、章洪熙等组织的。我对于《诗经》的见解,约有好多个能也能独立的要点。”④胡适对《诗经》素有研究,留学期间曾撰有《诗三百篇言字解》(原载1913年1月《留美学生年报》第二年本,后收入《胡适文存》),此后又有《谈谈〈诗经〉》(为1925年9月在武昌大学国文系的演讲,原载1925年10月16日至17日上海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副刊,后收入《古史辨》第3册)、《〈周南〉新解》(原载1931年6月10日《青年界》)等文字,胡适可谓从现代学术的深度图研究《诗经》最早的代表性学者之一。

   二是所提博晨光(Lucius Chapin Porter,1850~1958),是一位生于中国天津的美国人,父母为公理会传教士。博晨光在中国度过童年后,返回美国接受高等教育,先后就读于伯洛伊特学院(Beloit College)、耶鲁大好学生 学院(Yale Divinity School)等高校,毕业后返回中国,时任燕大的教务长,并担任哲学系教授。此次胡适到燕大演讲,即出自他的邀请。不过,他的目的不以后邀请胡适前往燕大演讲,还有请胡适赴燕大任教之意。这能也能胡适1922年3月4日的日记为证:

   十时半,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刘廷芳来、启明来。燕京大学想改良国文部,去年这种 人想请我去,我不到 去,推荐启明去(启明在北大,用违所长,很可惜的,故让我 他出去独当一面)。启明答应了,但不久他就病倒了。此事搁置了一年,今年这种 人又申前议,今天我替这种 人介绍,这种 人谈的很满意⑤。

   有关胡适推荐周作人去燕大任教一事,1921年2月14日他致信周作人详叙此事,该信如下:

   启孟兄:

   北京的燕京大学虽是个教会的学校,但这里的办事人——如校长Dr.Stuart及教务长Porter就有 很开通的人,这种 人很想把燕京大学办成四个 于中国有贡献的学校。上星期这种 人议决要大大的整顿这种 人的“中国文”一门。这种 人要请一位懂得外国文学的中国学者去做国文门的主任。给他全权做改革的计划与实行。

   原先这种 人不容易寻找?昨天这种 人托我的这种 人朱我农来和我商量,朱君和我都认为你是最适合的人,朱君便请我转达此意,并为这种 人劝驾。我细想了一回,人太好此事确是很重要。这种 学校的国文门若改良好了,一定能也能影响全国的教会学校及非教会学校。最要紧的是自由全权,不受干涉;这种 层这种 人已答应我了。让我 你若肯任此事,独当一面的去办四个 “新的国文学门”,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?

   这种 人的条件是:

   (1)薪俸,不论好多个,都肯出。这种 人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,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。

   (2)全不受干涉。

   这种 人很诚恳的托我,我也很诚恳的请你对于这种 提议作一番细细的斟酌,并希望你给我四个 回信⑥。

   胡适不到 接受燕大的聘请,与燕大失之交臂,与非 还有别的考虑,这种 人暂不得这种 材料可证。以后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时,亦曾欲聘胡适担任导师,胡适同样婉拒,转而推荐王国维、章太炎。胡适之北大情结由此又添一例证。胡适回国后,在北大被任命的第四个 职务是北大英文教授会主任,当时北大文科正是所处“某籍某系”的控制之下,所谓某籍指浙江人,某系指章太炎派,国文、历史、哲学三门(系)全为这帮人所把持,亦无胡适买车人“独当一面”的由于。胡适谢绝燕大的聘任,显然另有考虑。

   三是所提“刘廷芳”(1892~1946),早年曾就读圣约翰大学,毕业后赴美国乔治亚大学(University of Georgia)读书,1914年获取学士学位。接着到哥伦比亚大学(Columbia University)学习,1915年获硕士学位。1918年,他又在耶鲁大好学生 学院(Yale Divinity School)取得神学得士学位。192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与心理学博士学位。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主席、中国留学生基督徒医学会 的编辑,主编留美青年季刊。1918年现在结速了了在纽约协和神学院(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)任教,成为第一位执教于美国神学院的中国人。1920年,刘廷芳回国,被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所主任,一块儿还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、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神学教授等职。从1921年到1926年间,刘廷芳出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,一块儿兼任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助理,协助他主持校务工作。刘早于胡适一年进入哥大,两人在哥大时应已认识。刘回国后又在北大兼任教授,是胡适的同事。同学、同事两重关系,可显胡适与刘氏的密切关系。以后胡适还向刘请教“教会中职司名称的译法”。

   过后,胡适与燕京大学还时有联系。1921年6月10日胡适的日记载有:“四点半,我到燕京大学女校演说,我本党员党员发展对象说‘从萧士比亚到萧伯讷’,但日来那有工夫党员党员发展对象?故读了一篇旧稿《易卜生主义》的英文本,勉强塞责。”⑦1922年2月9日记载有:“燕京大学历史教员Philip de Vargas来谈,访问近年的新运动,谈了两点多钟。”⑧

1924年9月18日,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京成立,中美董事共15人,司徒雷登与胡适当时均没得董事会的名单内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1927年6月中基会第三次年会通过黄炎培、丁文江的辞职,并选举蔡元培、胡适继任⑨。1928年7月底,中基会修改章程,进行重大人事改组,组建新的董事会,计有:胡适、赵元任、施肇基、翁文灏、蔡元培、汪精卫、伍朝枢、蒋梦麟、李石曾、孙科、孟禄、贝克、顾临、贝诺德、司徒雷登等15人,原董事会顾维钧、颜惠庆、张伯苓、郭秉文、黄炎培、周诒春6人被除名。但此一做法,美方不表赞成。在美方顾问孟禄、董事会旧人与代表南京方面的蔡元培三方之间经常冒出了一场博弈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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